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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恪勤:欧洲的“老本”为何吃不下去了

2019-05-25 00:52 环球时报 孙恪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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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国“黄背心”运动已进入第7周,其背后折射出的经济、社会和政治结构等许多深层次问题,既有特殊性,也有普遍性。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受“黄背心”启发,正以类似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公的抗议,这也是“黄背心”运动向荷兰、比利时、德国等地蔓延的原因。

  经济实力是各国发展与稳定的基石,也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基础。二战以后,发达国家借助对发展中国家的“剪刀差”获取比较高的利润。同时,外部世界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小,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不少居于垄断地位,为高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质支撑。

  但在全球化背景下,法国这样的传统发达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、来自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快速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。新兴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,让很多发达国家的产业“空心化”,跨国公司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,但本国劳动者却失去很多岗位,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。同时国内产业竞争压力极大,以往的优势比如法国汽车业优势不再,国家税收压力加大,经济发展受到影响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就必须在保持传统产业优势、开发新的生产动能方面采取有效措施,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发展。更高层次的发展意味着更高层次的教育与科研投入,这就需要压低社会生产成本、增加产业竞争活力。因此,马克龙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增强企业活力,通过压缩社会福利削减政府负担。问题是,减税会带来财政收入减少,压缩社会福利开支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。应该说,公平与效率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矛盾,现在这对矛盾变得越发难以平衡。

  发达国家的高福利、高税收、高工资都是历史形成的,在历史上曾经有实施条件,现在则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,不减不行,但要减下去绝非易事。而且,相比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-撒克逊模式国家,以法德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国家还面临更高的国家福利成本。相比起来,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以后推行的改革,降低社会负担,削减劳动力竞争成本,使德国可以集中精力于创新产业。尽管施罗德个人政治生涯因此受到影响,改革却成功了,其效果后来得以体现。可见,改革是必由之路。

  在法国身上,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困境,想要保持优越的“生活品位”,但竞争优势已经不再;国家急需改革,但多年经济低迷导致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,对变化非常敏感,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。同时利益多元化、政党碎片化、抗议动员网络化、政府行为短期化、民主要求极化等“民主弊病”,以及人口老龄化、民粹主义崛起、难民问题、恐怖主义等因素,使得改革环境脆弱,政府改革空间非常狭窄,稍不留心就会出问题。

  特朗普的改革也是在类似背景下推出的,但美国的整体竞争力比法国要强。而马克龙的难度在于,他的社会政策是左翼的,经济政策却是右翼的。习惯了高福利的民众,养成了“谁都知道要做出牺牲,谁都不愿做出牺牲”的狭隘想法。以往有政党与政府来调节各阶层利益,但在网络时代,不满向各阶层病毒式扩散,以往习惯于跟工会谈判的政府失去可以对话的明确对象,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,不知道改革该往哪个阶层、哪个方向去。这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。

  对于欧盟国家而言,还有一个限制因素,就是欧盟对预算赤字、债务等的规定,限制了国家调节工具的使用,使政策改革更加僵化。如法国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,还要考虑欧盟的许多规定和要求。

  应该看到,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,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靠前,问题是在红利越吃越薄、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,如何吸取以往教训,将改革推行下去。马克龙的方向是对的,但他年轻气盛,不是很注意改革方法,采取“齐头并进”的方式,这种负担的累压终于借燃油税问题爆发。

 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从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,可以总结出一些关键点。成功的改革要有良好的国内基础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及有效的政府改革政策,具体来说:改革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凝聚人心,要避免被“民主弊病”折磨得诸事难为;要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,只有不断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,才能更有效地带动共同富裕,让社会公平有更多调节手段,让人民满意、社会稳定;改革要分步骤,从易到难、逐步推开,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先行先试;要注意处理近期利益、近期目标与长远利益、长远能力的关系,不要急于许诺,陷入短期政府、矛盾社会、无效治理的循环;中国的改革开放让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益,而西方的改革以往一定是要有部分人付出成本。在改革空间很小的时候,改革的技巧就要越发细腻,讲究改革的策略,提高治理能力,做通各个阶层的工作,不能像此次法国改革一样,在经济刚刚出现起色,社会还经不起折腾的时候,就一剂猛药灌下去。(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,山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)

责编:杨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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